刘进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学术公案辨析

《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所载荣新江先生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以下简称《视野》)一文,从“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劫余录》与“伤心史”、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四个方面,就贯穿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了高屋建瓴的阐述。

正如荣新江先生在《视野》一文中所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笔者非常赞同荣新江教授的论述,同时作为对荣教授大作的响应,也为了能对编写敦煌学学术史贡献一点绵薄之力,现对所谓藤枝晃“敦煌在中国,教煌学在日本”之说提供一点补充。

关于“敦煌在中国,教煌学在日本”之说,荣先生在《视野》中说:“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并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然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藤枝晃在南开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京都)。’这话一经传开,就使得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十分不满。笔者曾经向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询问这话的来历,他们都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在今天看来,这话无疑是个误传。”

藤枝晃教授来南开大学讲演是1981年4—5月,讲演结束后,南开大学历史系于1981年6月将藤枝晃的讲演稿整理为《敦煌学导论》油印,在油印稿的前言中说:“本稿为国际著名的敦煌学专家,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藤枝晃教授今年四月八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在我系为本科学生讲课的记录稿。现应本系师生和前来听课的兄弟院校同志们的要求,整理印刷(“刷”字原缺,据文意增补)供参考。……武汉大学朱雷同志和中山大学张荣芳同志在听课过程中也参与了本稿的部分整理工作,在此特表谢意。”

藤枝晃教授于1981年初能来南开讲演,除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大的形势外,与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教学》总编辑、著名日本史专家吴廷璆教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32—1936年吴廷璆教授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留学时,藤枝晃也恰好是京都大学史学科的学生,他们两人是同学。

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说,据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这里的“南开某位先生”实际就是指吴廷璆教授。当时的敦煌学研究,虽然在国内已经起步,但对一般学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正是为了让大家重视这门还比较陌生的学问、重视国内一般学人还比较陌生的藤枝晃教授,吴廷璆教授在藤枝晃刚来南开或来到南开前夕,就呼吁学界重视敦煌学和藤枝晃。在《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4期上,有一篇“本刊专访”,题目就是“诲人不倦的吴廷璆教授”。在这篇专访的后面有一段话,很值得引起注意:

吴先生还讲了日本史学界近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经义疏》,历来公认为是公元六、七世纪间日本圣徳太子所写。有一位名叫藤枝晃的京都大学老教授在研究我国敦煌写经钞本中发现这三部佛经中的《胜鬘经》义疏原来是魏晋时代中国人所写,因此证明《三经义疏》根本不是圣德太子的著作。藤枝晃教授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震动。说到这里,吴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有志气参与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不正常状态,要有志气改变史学研究的落后状况。

《外国史知识》当时是月刊,1981年第4期出版于4月14日,而藤枝晃教授是4月8日开始在南开演讲的,前后只有一周时间,中间只隔5天。在当时的排版、印刷条件下,如果吴廷璆教授是4月8日所讲,要在4月14日出版的杂志上刊载,中间还有记者的采访、杂志社要预留版面等,应该是比较困难的。更可能的应该是在藤枝晃教授来南开前夕吴廷璆教授讲了此话,讲的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而不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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