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学术翻译批评的现状和趋势

  近年来,随着译学理论的发展,翻译批评研究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近日记者围绕着学术翻译批评的现状和学术翻译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采访了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教授周领顺。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是较早关注学术翻译及其批评的,《中国译学大辞典》所立的“学术翻译”词条就来自您2008年的文献。有“学术翻译”,就应该有学术翻译批评,请您谈谈学术翻译及其批评的有关情况。

  周领顺:译学界有一种说法,就是将翻译学分为三大板块: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和学术翻译,相应的批评也是如此。但是,学术翻译及其批评与前面两个板块相比,明显不振。从中国知网检索发现,有关学术翻译批评的文章寥若晨星,而文学翻译批评和科技翻译批评,尤其是文学翻译批评文章,却汗牛充栋。学术翻译及其批评之所以滞后,主要是因为它对于译者和译评者的要求都比较高。当然,也有一些导向和观念上的问题。

  从翻译实践上讲,进行学术翻译就意味着要有深度,毕竟“学术”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学术常以学科和领域划分。根据我国译者队伍的实际,外语人在某个领域的专门知识一般比较欠缺,而作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外语又比较薄弱。这有点像外语人做科技翻译,一般会外语的,做些科普类、知识类的翻译不是问题,但如果做有深度的科学翻译,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文学翻译之所以占的比重最大,是因为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于美的体现。文学具有全人类性、社会性、民族性和真实性等特点,因此就具有了普及性和大众化的特质,也就给任何外语人,提供了一试身手的可能性,给译评者提供了发言的机会。科技翻译及其批评不及文学翻译及其批评的势头迅猛,这是因为科技翻译的经典程度较高,译者的介入程度较低,所以译评者发言权利得到了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说学术翻译对于译者的要求比较高,是否意味着该译者群体比较弱?

  周领顺:不见得真的很弱。所在领域专家承担翻译任务的,有些非常地出类拔萃, 而有些即使不是一个领域的专家,也不乏译学界所说的“学者型译者”。这些专家一般是身兼翻译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人,他们的翻译活动与学术研究是分不开的,这些译者代表主要有: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李青崖、耿济之、瞿秋白、季羡林等。鉴于他们的身份和所做工作的实际,或许把“学者型译者”(scholarly translator)称为“译者型学者”(translatorial scholar),更合乎情理。

  中国社会科学网:为什么说对于译评者的要求也比较高呢?

  周领顺:一般认为,评价译作的译评者是内行,或者至少懂行。比如,朱景松等人就高度评价了吕叔湘等人翻译的斯泰宾的《有效思维》和李荣等人翻译的帕默尔的《语言学概论》,认为“两部译著就像两位先生自己所写,流畅自然,让读者把主要精力用在领会书的内容上,而不是耗费在琢磨词句上。译者要有好的汉语译作,不光要精通外语,还应成为所译著作所属学科的内行,成为驾驭汉语的能手。”

  中国社会科学网:学术翻译批评比较薄弱的原因,除了对于译评者的要求比较高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周领顺:是的。导向和观念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文本类型和译者类型这两大方面。

  传统上认为,学术翻译的对象就是学术本身。比如,陈生梅认为,“学术翻译,顾名思义,指的是学术类著作的翻译,即着重问题意识的思考,概念分析,而不是消遣娱乐类书籍的翻译。”但是,有没有人的因素呢?具体地说,是译者类型方面的原因。“学者型译者”所进行的翻译,虽然文本上偏重文学,但或许可看作超出学术著作本身之外的另一种学术翻译。

  不管是文本类型还是译者类型如何,所谓学术翻译,都是对于原文意义的求真。从这个角度讲,即使对于文学翻译也不例外。也就是说,面对原文意义求真并以研究的态度对待的,都应该属于学术翻译及其批评的范畴。我在《中国译学大辞典》“学术翻译”词条所定义的“以研究为目的的笔译”,并不十分全面。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从文本和译者两个方面对学术翻译批评进行考量有什么根据吗?

  周领顺:从“学术翻译”的英语表达,可以看到,作文本和译者两方面的考量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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