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思丨陈复:学问不死:我心目中的韦政通教授

曾任台湾文化学院(台湾文化大学前身)教授,后获聘中山大学讲座教授与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着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 《中国哲学思想批判》、《伦理思想的突破》 等近三十部著作。

学问不死:我心目中的韦政通教授

韦政通教授是我的恩师,他对待我有如“思想的父亲”,我们有着快二十年的深厚情谊,而且有非常多来往的故事值得说,然而,我总觉得还没有到需要和盘托出的时候,毕竟最难写的东西,其实来自距离自己心里最近的事情。因此,每当有人请我写点跟韦老师的交谊,我都往往借故推辞,现在却因为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想替韦老师做九十大寿,藉此出版一本文集纪念,使得我盛情难却,终于不得不提笔为文。

我跟老师相识于我在台湾清华大学念历史学博士的时期,当时我正准备考博士资格考有关“中华文化史”的科目,我透过水牛出版社的编辑部跟韦老师联系,请他担任我的出题老师。韦老师立刻来电应允,老实说,刚开始韦老师并不是个很容易亲近的人,他待人处事常依据自己一套很严格的标准,不只会用来审视自己,并且常不自觉审视别人。

由于我们年龄相差有如爷孙,他丰富的人生经验,使其言谈间常会带着某种指导性与批判性,却因为我天生性格不喜受拘束,尤其我平素最厌恶任何人拿成长的资历来压迫青年,这让我们谈话常不知不觉掉落到某种紧张的节奏感里。

然而,直到有一天,年轻气盛的我,实在不愿再忍耐,直接跟韦老师表达自己不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对话关系,毅然从他家离开,心灰意冷回到家里。刚打开大门,立刻就接到他来电,韦老师直接了当表达对我的歉意,他说他没有留意到做出自己平素最厌恶的事情,就在剎那间,我们发现原来彼此身上流淌着相同的真性情,这使得我们从此发展出忘年的深交。

曾经有几年,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到韦老师家一次或两次,两人从上午到晚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在我准备考“中华文化史”这个科目的博士资格考前,我跟老师说我高度关注中国书院的发展,并且,我不只曾把全台从清朝到日据不同时期开设的书院都做过田野调查,甚至常到大陆各省的知名书院做田野调查。

韦老师显然很欣赏书院这种自由讲学的精神,他就说:“既然如此,你何不直接写有关书院的书面报告来作为中华文化史的资格考呢?”我非常高兴老师采取这么自由的办法来作为对我的考核,回到家就开始整理相关文献,两个月后写完全文,直接交给他一本书。韦老师看见大喜,对我高度赞许,期勉我未来不只能研究书院,更能推广书院的设立,最后给我极高的分数通过,这本书就是后来由洪叶出版社发行的《书院精神与中华文化》。

来年我与筱筠结婚,韦老师慨然应允担任我们夫妻的婚礼证婚人,并在喜宴上跟大家特别提到这件事情,除希望我不要忘记初衷外,并期许我们将婚姻与志业结合,尤其不要害怕年轻时多吃些苦头。

韦老师自己的婚姻很特别,他当年与师母的相恋震撼到社会的禁忌,多年隐姓埋名在台南乡间教书并撰写《中国思想史》,甚至不惜跟自己的恩师牟宗三先生绝交(只因牟先生干预他婚姻的选择),因此,对于他在婚礼上的这番叮咛,我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并且,我后来的人生,确实吃过很惨烈的苦头。由于台湾高等教育体制逐渐开始发生严重的问题,大学教职在剧烈萎缩,使得我博士毕业后,已无法如愿立刻寻觅到令人满意的教职。先是在各大学兼课,后来则来到台湾师范大学做四年的博士后研究员。韦老师对待我有如对待自己孩子般,对此深感忧虑,常常来电问这件事情,还帮我写推荐信,却不幸总是石沉大海。

当时我甚感羞愧,老师早已一大把年纪,还要如此丢面子,帮我去请教他甚至已经十几年不再联络的学术中人。只因老师觉得我是个人才,并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就此被埋没,还主动跟几位在大陆高校任教的知交或学生提到我的名字,希望这些人能帮上忙。结果其中有人不只没有帮忙,甚至还跟自己学生去笑话我,成为这些不知人间疾苦的年轻人茶余饭后写微博的“奇闻异事”。当我的真实人生竟变成别人笑话的谈资,从事学术工作竟然做到山穷水尽毫无出路,这对于平生素来重视荣誉的我,其挫折与痛苦,实可谓刻骨铭心都无法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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