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乔彬:要有大师格局,学问不能越做越细

原标题:邓乔彬:要有大师格局,学问不能越做越细

邓乔彬部分著作。

书房主人

邓乔彬,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词学会学术委员。先后致力于近代曲学、唐宋词学、词学批评、古代诗歌、诗画比较、古代画论、二十世纪古代文学学术史、古代文艺与文化关系、宋代绘画等研究领域。

所著百万字的《中国绘画思想史》是我国首部研究绘画思想的通史著作;《有声画与无声诗》亦为古代诗画比较的首创之著;《唐宋词美学》、《中国词学批评史》与《吴梅研究》均在各领域为初创,将出的《唐宋词艺术发展史》是工具书之外篇幅最大的词学著作;《学者闻一多》亦为全面研究闻一多古代文学学术成就的第一部专著。个人文集将于今年9月出版。

邓乔彬的书房“临风轩”位于暨南大学明湖之畔,推开北窗便有湖色入帘,然而书房主人却很少有清兴临窗展目——近来,邓乔彬正在忙于为九月即将出版的十二卷本、六七百万字的个人文集做最后的审校。

这套文集涵括了邓乔彬三十多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有文艺论、诗学研究、词学研究、画论、学者研究等众多主题。“据我所知,在和我同龄的当代学者里,我的著作算是篇幅最大的。我原来想再干十年,到八十岁加上计划写的四本书,以八百万字结集,但是身体限制,只能以现在六百多万字结集。”邓乔彬提及思考多年却无力着手去写的《中国文化史纲》、《中国诗学艺术思想史》等四本著作,露出遗憾的神色。

跨越诗词曲画的文化研究

“可以读书的时间,真是太珍贵了。”抗战时出生在大轰炸后的重庆、幼年辗转居于上海、广东,大学期间由物理系转入中文系,又遇到“四清”、“文革”,邓乔彬对于时间的珍惜是迫切的。从少年时期起他就酷爱阅读,从古典诗词小说到外国名著,从儒勒·凡尔纳、威尔斯等人的科幻小说到新月派诗歌,阅读全面开花,然而直到35岁恢复研究生招考之后重新踏上学术之路,他才惊觉自己知识储备仍有欠缺,于是发誓要把十几年的蹉跎岁月追回来,把所有的爱好全摒除,发奋读书,还做了许多读书卡片。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乔彬的研究重点原本是词曲学方面,后来读了钱钟书谈到诗和绘画关系的论文,开启了另一研究领域。“中国和西方在诗和绘画上是不一样的。西方强调诗和画的不同,中国强调诗和画的融合与联系。但是钱钟书提出了问题,他没有解决,我就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把研究思考的结果写成《有声画与无声诗》,有书评称之为‘中国的《拉奥孔》’,认为我的书填补了中国诗和画理论的体系。”而他所著的《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是在文化的宏观观照之下来论古代文艺与文化发展,“这书到了现在全国没有类似的第二本书。”

阅读领域应该适当扩充

邓乔彬的研究在当时看来比较跨界:做画论时,他把诗与画打通;做词学研究时,他把词和音乐研究统合在一起。这与他少年时曾学诗学画的经验很有关系,也和中国传统中重通学的学术传统有关。

邓乔彬引用国学大师钱穆的话:“他曾经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这本书的开场白说了这句话‘中国重和合会通,西方重分别独立’,意思是西方是分别型文化,中国是合和型文化。我们中国传统的学术,是通融之学,但是西方的学术影响中国之后,就互为分别。现在我们都在感叹,大学里面有大楼没有大师,因为传统的国学大师,他的治学是通融之学。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没有大师,因为现在的学问越做越细。在学术领域中一辈子深挖一口井的大有人在,我个人认为,像这样的研究,恐怕不值得提倡,所以我有扩充领域的想法。一口井要深挖,邻近的也要挖上两口井。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包括读书,包括研究的项目。有些是我主动的,有些是我被动的,被动地是接受了一些任务,参与到建设复合型的专业,要我去看以前没看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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