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书斋就是学问家,走出书斋就是革命家”

 
 

汪书路

大家小传

吕振羽(1900年-1980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早在1930年代,他就撰写和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特别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封建时期各思想流派的矛盾关系;1941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被认为是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编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此外还撰写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史学理论论文。(张悦)  

开栏的话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此付出了艰辛探索,贡献了宝贵智慧,这其中,无疑包括学术领域的诸多专家学者。从即日起,本刊开辟“大家风范”栏目,旨在挖掘人文社科领域对民族复兴作出特殊贡献的大家治学道路上那些鲜为人知的重要事迹,揭示他们身上足以光照后人的家国情怀。

吕振羽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是革命时期的知名“红色教授”,在我国史学界享有盛名。吕振羽的一生,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生,更是革命实践的一生。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高等教育、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手持斤斧探垦深,穷荒原林路可寻”

1924年,吕振羽读大学的时候,曾在湖南法政学校旁听过李达讲授的新社会学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30年春,吕振羽辞去了《村治月刊》主编职务,在唯物史观的启发下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

吕振羽转入到了历史研究后,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开拓性贡献。在研究方法上引入唯物史观,重视出土文物,结合神话传说来还原历史。一系列论文与专著的出版让吕振羽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获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可,那时他才三十出头。

开拓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还没有一部史前史,即我国原始社会的历史。开发这块处女地,不仅需要强烈的学术敏感性,更需要严谨的理论阐述。吕振羽发现这一学术空白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古籍中的神话传说以及出土文物来进行考证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勾勒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基本轮廓,填补了学术界的这一空白。

确定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等观点都是吕振羽首次提出来的。在这些问题上,郭沫若与吕振羽的看法有差异,但是吕振羽坚持用科学的史学方法,结合史料考察,进一步证实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些说法后来也得到了郭沫若的认同,为多数人所认可。如,吕振羽关于殷朝奴隶社会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的论断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后来,吕振羽又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期,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最早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早在1933年,吕振羽的著作《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就考察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认为在小地主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不啻和欧洲中世的都市行会手工业经济同样,而且形成了先资本主义繁盛的都市经济”。时至清朝前期,“封建经济已临没落,而开始跃入社会自身之突变的过渡期,历史的新因素已在形成的过程中”。

最早编撰中国通史。《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于1941年2月完成,同年5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时间上略早于范文澜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上编。作者在1941年2月28日写的序言中认为,其写法与以前的通史著作不同:“第一,把中国史看成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来把握;第二,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第三,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渗入。”

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史研究。在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出版以前,社会上出现的中国民族史作品的观点大多都有问题,要么从侵略主义的观点出发,要么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这些作品散发着毒害思想,严重误导了人民大众的思想肌体。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系统地考察中国民族历史,内容涉及全国各民族的起源、发展、融合等,成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民族史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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