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汉学为一生寄托,中国为学问归宿

内藤与近代中国学者

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因其对中国古代史的独创性论述而备受两国史学界瞩目。内藤湖南学识淹博,汉学功底精湛,从中国上古史乃至民国史,都有著述。周一良评骘日本三位汉学大师,谓“白鸟库吉(1865-1942)受西方学术影响较深,内藤湖南受乾嘉朴学影响较深,两人分别巍然成为东西两京(按:指日本的东京和故都西京即京都)中国史研究的长老;而桑原骘藏(1871-1931)则兼承乾嘉与欧洲学术传统,是明治以后中国史研究的又一巨擘”。三人之中,内藤湖南“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以其最为深长,自成系统,故有“内藤史学”之称。内藤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其一生治学,固以史学最为专精,著述丰赡;而旁及经学、佛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文字学、敦煌学、目录学、政治学、蒙元史、满洲史、经济史、思想史、学术史、艺术史、外交史等等领域,“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觏焉”(周一良语)。

内藤湖南曾先后十次到中国,其交往的学者,皆一时胜流,如刘鹗、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胥、文廷式、汪康年、张元济、董康、夏曾佑、郭沫若等辈。1899年,内藤湖南在天津会见严复等人,相谈(笔谈)甚欢。内藤对严复推崇备至,赞其文字雄伟,是大家手笔;他“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戊戌)政变以后人们噤若寒蝉的时候,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的人物”;相比之下,康有为意气太盛,所以事情(变法)没能成功(见内藤湖南《燕山楚水·禹域鸿爪记》,中华书局,2007年5月)。在学术上,内藤与“二堂”尤多切磋。辛亥年,罗振玉(雪堂)及王国维(观堂)举家东渡日本,内藤湖南与有助焉。罗振玉到日本后,肆力于中国古籍之辑佚、整理,并刊行二百多种,所经眼者,或序或跋,都为《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据罗继祖《庭闻忆略》,1919年,罗振玉返国,行前仍于刊印古籍之事不能释怀,乃致信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谓匆匆归国,有唐钞古籍未及付梓,“此愿莫偿”;遂以京都寓所“永慕园”(罗氏在京都还另建“大云书库”,以作庋书之用)托付二人出售,内藤、狩野遵罗氏所托,“鬻其田宅,举所获捐于京都大学以充印书之资”,此即内藤、狩野二氏襄助辑录刊行之《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唐钞本丛书》。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于此集卷首撰文显扬罗氏“高义亮节,卓越时俗,而稽古乐善之志,尤可敬重”。嗣后内藤湖南以病殁,罗振玉悲痛莫名,称他为“伟大的内藤湖南先生”;并为内藤的《满洲写真帖》增订版作序,褒扬内藤才情超逸,迈逾同侪,其“抱经世之略,广学甑微,无艺不综,尤精于乙部。交游遍天下,嗜学问如饥渴,爱朋友如性命”(罗序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86页,中华书局,2004年7月)。又,王国维研究甲骨文成就非凡,与罗振玉一时瑜亮。罗氏于1914年撰《殷虚书契考释》,在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王氏受到启发,读《山海经》及《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告之罗振玉及内藤湖南。罗氏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载于《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内藤湖南对甲骨文尝有研究,亦于1916年撰《王亥》一文,采王说“旁加考证”。内藤湖南的学生神田喜一郎认为,“这篇论文可谓先生的得意之作,以独创性及对中国古典的造诣见长,深受学术界的好评。……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得难想像能够完成《王亥》那样的学术论文”(《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对内藤发挥己说,王国维引为知音,遂于1917年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亦有创进。于此可见内藤湖南的学问非同一般,连王国维也“感其所言”而补之未详。《王亥》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文,亦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篇。

内藤湖南与胡适虽从未谋面,却是神交,在学术上惺惺相惜。内藤服膺清代乾嘉时期的大学者章学诚(字实斋)的学问史识,许为“绝学”,于1920年撰《章实斋先生年谱》,1928年著《章学诚的史学》,以彰其事迹。1921年,胡适亦出版同名著作《章实斋先生年谱》,他说,“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支那学》卷一,第三至第四号)。我那时正觉得,章实斋这一位专讲史学的人,不应该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详实的传……,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我读了内藤先生作的年谱,……就随时在‘内藤谱’上注出每条的出处。有时偶然校出‘内藤谱’的遗漏处,或错误处,我也随手注在上面。……这便是我作这年谱的缘起”(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序》)。虽然“内藤谱”仍有一些错漏,但胡适是每每感谢内藤湖南的筚路蓝缕之功的。1920年12月14日,胡适在致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信中肯定了“内藤谱”的学术贡献,认为“内藤先生的《年谱》,确是极有用的材料”,并请青木正儿催促内藤湖南把他所得的“章氏遗书”尽快刊布出来。1921年2月3日,胡适在致青木正儿的信中再次提到“内藤谱”:“内藤先生的《章实斋年谱》,我已叫人去翻译了。此谱搜集的极完备,使我非常佩服。”1921年2月17日,青木正儿复信给胡适,转达了内藤湖南的话,对于胡适给予“内藤谱”的“忠言”,“十分感谢”云云(《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澳门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内藤湖南还写了《胡适之新著〈章实斋先生年谱〉读后》一文评论“胡谱”。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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