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卡尔·马克思的信使

  顾锦屏和同事探讨业务。新华社记者王健摄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王健 马姝瑞)60多年后的今天,曾经并肩奋斗翻译《简明哲学辞典》的人都已纷纷离世,85岁的顾锦屏仍坚守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的岗位上。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入中央编译局以来,顾锦屏从一名普通编译员成长为常务副局长。2004年退休后,他又被单位返聘至今。

  朋友笑问:“你女儿都退休了,你怎么还不退休啊?”

  “只要我头脑还清楚,还是想尽力而为,做有益事业。”他平淡地说。满头白发的他步履有些蹒跚,但依然精神清朗、思维敏捷。

  顾锦屏说:“编译工作是‘代圣人立言’,我们是帮伟人传递信息的使者,必须字斟句酌,认真对待每一个词、每一句话。”

  在顾锦屏办公室占据一面墙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他参与编译或审定的马克思主义译著。每当聊到某个翻译的细节时,他会起身到书架前准确地抽出一本书,翻到某一页,佐证自己的话。

  书架上有一本泛黄的《列宁哲学笔记》,是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参与编译的著作。

  “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他摩挲着咖啡色的硬皮封面说,经典著作学术性很强,不仅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要义,也涉及其他哲学流派的内容。

  面对很多艰涩难懂的哲学问题,年轻时的顾锦屏刻苦钻研,实在弄不懂的就四处请教相关专家。

  “那时候,我们意气风发,夜晚的办公楼经常是灯火辉煌。”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是我们工作的动力。”

  出生于上海崇明岛的顾锦屏,1949年考入上海俄文专修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一年半以后,18岁的他被抽调到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该局1953年与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那时候还是个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他说,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翻译苏联的哲学工具书《简明哲学辞典》。

  因为年纪小,同事们都叫他“小孩儿”,这个绰号叫了好几年。

  昼夜不息的工作让“小孩儿”戴上了眼镜,也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因为工作能力突出,他被任命为《简明哲学辞典》的定稿人。

  编译工作还坚定了顾锦屏的共产主义信念。195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顾锦屏仍然记得第一次读到“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论断时,内心无限感慨,“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亲身经历过国民党统治下的民不聊生”。

  新中国成立前,国统区一度通货膨胀严重。为了防止钞票一夜间变成废纸,顾锦屏的母亲筹钱买了一枚金戒指,让他带到学校做生活费,结果金戒指被偷,家境贫寒的他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哲学家像马克思这样,创造了如此先进而影响深远的理论体系,指引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几经曲折,顾锦屏的信仰始终不渝。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东剧变,西方唱衰马克思主义的调子再起。

  有人劝顾锦屏别干了,可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社会主义实践终将取得胜利”。

  即使在“文革”期间,编译局的工作一度陷入停滞,顾锦屏也丝毫没有动摇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78年,顾锦屏被任命为编译局副局长。走上领导岗位的他把时间分成了两半——“白天忙局务,晚上忙业务”,办公室里一张折叠床,经常翻译到深夜。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事业迎来了新时期,中央陆续启动了一批重点工程,如《列宁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编译等。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中国取得的辉煌建设成就,向世界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他说,西方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等问题时,也越来越多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灵感。

  顾锦屏和他参与定稿的《马克思画传》。新华社记者王健摄

  除了坚定的信仰,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人员必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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